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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女性题材影片《送我上青云》（下称《上青云》）在京举办首映礼，监制兼领衔主演姚晨，编剧兼导演滕丛丛，影片主演李九霄、吴玉芳，特别出演袁弘，制片人顿河和一众影片幕后创作者悉数亮相。首映礼围绕“送给当代女性的一封情书”展开，导演滕丛丛更是现场送“情书”，感恩所有影片的助力者。电影凭借独特的观察和独具特色的呈现方式，大胆地展现了当代女性勇敢追寻自我的特征。

电影点映后，凭借此片“双新人”组合出道的姚晨、滕丛丛，大方分享了影片的创作初衷。《上青云》聚焦女性群体，以女主角“盛男”的视角展开，围绕亲情的和解、爱情的追逐和自我的找寻不断深入，层层递进，逐步剖开现实社会中女性生存问题。有现场观众激动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影片勇敢地表达出盛男对于她自己欲望的诚实，这在中国的银幕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首映礼后，几位主创纷纷用一个词来概括这部即将于本周五（8月16日）公映的电影。首届中国电影“百花奖”影后，在电影中饰演盛男母亲的吴玉芳给出的是“理解”；姚晨给出的是“诚实”，“如此诚实地展现一个女人的爱欲纠结。”滕丛丛个接过话筒，在她看来这是部“勇敢”的电影，“女性视角的电影本来就不多，你可以把《上青云》看作是一段女性的‘追性’之旅，但归根结底大家会看到在女性心底保留的还是那一份爱。”

滕丛丛

【对话】

“很少有人会去尊重女性第二性征”

澎湃新闻：作为编剧，当初你怎么想到了这个故事？有哪些触发点？谈谈电影的剧本创作。

滕丛丛：我是1985年生人。在自己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对这个世界有很多愤怒，很多的想不明白。比如明明在做正确的事情，为什么不被理解，或者被认同？明明很努力，但事情还是很徒劳。我开始反思人生，开始发问，很自然就想写点什么。

澎湃新闻：之于青年导演而言，上手部处女作，往往是自己来写本子。你觉得目前中国电影市场对青年导演友好吗？

滕丛丛：没错，我没有钱去请编剧（笑）。另外，青年导演部作品一般都是自己想说的话，会偏重自我表达，自己写也更顺手。目前电影市场对青年导演特别友好，我刚毕业那几年，市场上的青年导演扶持计划往往有名无实，但这两年基本上，只要你能拿出一个好故事，就不愁找到好的投资。

这个剧本写了三四年，从2013年到2017年，这个过程也是我慢慢成熟的阶段，从自己诸多的不满到逐渐开始理解身边的人，他们也有很多不得意和不得已，人也慢慢变得宽容起来，这是我终愿意完成剧本并把它拍出来的根本原因。

澎湃新闻：关于女性主义、女性视角的电影，你之前比较认可的作品有哪些？在你看来，国产电影中此类影片长期“缺席”有哪些原因？

滕丛丛：我喜欢的女性电影有梅丽尔·斯、妮可·基德曼的《时时刻刻》，费里尼导演的《卡比利亚之夜》，阿莫多瓦导演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都是外片。之前国产影视作品中讲到女性多偏于边缘群体，比如讲农村妇女苦大仇深的故事，被拐、被家暴。但中国城市化进程这么多年，城市中有一份自己的职业，并为之独立奋斗的职业女性在人口统计学上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她们之前的形象一直是缺失的，模糊的。有的话也多偏于小妞电影中的谈情说爱、霸道总裁，或者是电视中的婆婆妈妈，婚恋关系，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挺片面的。

这个原因在我看来是我们一直活在男权思想之下，之于女性的要求三从四德等等桎梏太久了。尽管历史在前进，也提出男女平等的理念，但这更多是之于女性在劳动付出，同工同酬意义上的平等。是女性走向社会，要像男人一样付出，进而有经济来源以获得的平等。而在第二性征上，世人对女性的尊重已然是很少的。

澎湃新闻：你个人怎么看待女权主义？

滕丛丛：所谓的女权主义的提出，平权是应有之义。除了女性的第二性征应该被尊重，所谓“我像一个女人一样活着，而不是一个东西，一件摆设”。同时我也认为男权思想统摄下，之于男人本身而言也不平等，他们必须取得事业成功才是所谓“成功人士”，而家庭的幸福美满、个人的趣味与才华都不能被定义为人生的成功，这同样很狭隘片面。

所以说《送我上青云》是女性电影我不反对，说我们的电影是女性视角也没错，中国电影市场上应该有不同的看待世界和社会的视角，如此以来才会更多元，更繁荣。既然“女人能顶半边天”，那么人们也是不是也应该从那些男性自以为是的视角中跳脱出来，看看女性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澎湃新闻：男权思想、男性视角在过往国产电影中有哪些体现，能否举个例子？

滕丛丛：这太多了，很多时候完全是无意识的流露。比如《港囧》中徐峥饰演的角色，一个倒插门的上门女婿，当事业取得一定成功后，又想捡起自己的初恋。这是一部喜剧电影，徐峥饰演的丈夫也不能说是个负心汉，很多时候电影都在表现他的无奈甚至是妥协，观影者也并不会对他有所反感或者说谴责，但这事儿如果设身处地从从他太太，赵薇饰演角色的视角来看，这就是一种渣男的行径。中国电影市场上，尤其是商业片领域，里面的女性形象经常都是功能性的存在，没有自己的灵魂世界，只是起辅助男性成长的作用。

姚晨 饰 盛男

“记者身上有种悲壮的美”

澎湃新闻：盛男这一角色身份是记者，对于展现这一职业的女性，你有哪些观察？

滕丛丛：记者这个身份我当时做了很多调查，也跟着一位做社会新闻的女记者到河南一个城中村做暗访，观察她的工作状态和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带出的职业特征。我觉得记者身上有一种悲壮的美，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之间，他们屡败屡战。这些人大都内心清高，有文人精神，但可能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多了，也都看上去能言善辩，不过在人情世故上也并不是那么敏感，甚至很大条。通过这些素材收集，我才有去创作盛男这样一个记者的底气。其实姚晨本来身上也有一些做记者的气质，而且她也有很多记者朋友，这次她自己也做了很多功课，在造型上也参考了一位女记者的日常。

澎湃新闻：在人物塑造上，你不仅给了盛男一个女记者的身份，也“让”她患上了卵巢癌，身份与病患一起造就人物的行为动机。

滕丛丛：是的，当初我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就“希望”她患上绝症，人在这个状态下予取予求，如何做出种种抉择往往更有戏剧性。癌症在艾滋病之前就是绝症之王。我看过一本获过普利策奖的书《众病之王——癌症传》，里面有段话我记忆犹新，“癌症不同于肺结核或者流感这样外来病体的入侵，它是我们自身基因的变异，是我们对青春，对永垂不朽，对很多欲望求而不得而来的变异。”这句话很触动我，癌症其实可以提供一个内观的角度。

所以尽管很多文学、影视作品之前都让主角得了癌症，我也不在乎重复。此次盛男得的是卵巢癌，这和女性的性特征有很大关联，电影中她听闻得癌症就傻了，特别委屈地说“我从不乱搞男女关系，我都好几年没有性生活了”。可伍迪·艾伦不有句话嘛，“我不生气，我用生肿瘤来代替生气。”所以盛男身上或有很多郁结，因努力而徒劳带来的郁结，所以才有了癌症这个由内而发的病症，由此我们才能展开故事，让人物一步步解决自己的问题。

澎湃新闻：作为人物塑造者，你怎么看盛男这个角色？

滕丛丛：片中的盛男，她的灵与肉是不能很好地合为一体的，外表上她穿得很中性化，甚至男性化，但内心里她有很明晰、很强烈的第二性征的认知和欲望，也渴望被男人爱。但中国的职场女性很多就是这样，小时候被叫“胜男”，读书的时候被灌输要做个独立女人，即便是到了大学谈恋爱都不被家长鼓励。可到了职场没两年，马上家长就来催婚，“你的事业不重要，你有个好家庭才重要。”没有人为盛男想过，为这样的职场女性想过，在她们走向社会之前，有谁教过她如何做一个柔软的女孩？有谁鼓励她们多去谈谈恋爱？从来都没有。那她们怎么能知道自己要和什么样的男人走进婚姻，以及如何经营好家庭？

澎湃新闻：似乎你对当下职场女性成长史有很多反思，能结合自己的心路历程聊聊吗？

滕丛丛：我们这代80后从小被告知“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家人”，当我们像男孩子一样长大，希望自己事事不要比男孩弱，为了寻求更好的学历和工作条件，多少女性往往要推迟自己的婚姻和生育周期，来换取更好的工作成就和社会地位，但当她们这么努力之后，社会上又出现“剩女”的说法，这不是民间舆论随便说说，甚至一度被官方媒体认可或者说竟然会忽视它本身的歧视，堂而皇之的白纸黑字了。

盛男和母亲吵架

“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才是高级的叙事”

澎湃新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上青云》中棺材的意象，以及疯子的天线锅等设定，让电影又具有一些黑色幽默的色彩，你怎么看？

滕丛丛：棺材就是象征着死亡，中国人过往因为忌讳，其实是没有“死亡教育”的。我们有太多的吉利话，但这些在真正生离死别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死亡是谁的人生都无法回避的，这不该是一个忌讳，而应该是一个我们正视它，面对它，甚至是拥抱它的议题。至于片中傻子的形象，我看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气功热的一个新闻画面：一个大礼堂里，那么多人都戴着个小铁锅在虔诚地“接收来自宇宙的信号”，这场面挺荒诞，也挺震撼的。我就想人类一方面真的很容易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同时它又发生在所谓科学昌明的时代，这背后的社会寓意有哪些？可能我并没有想清楚，那索性就用电影的形式纪录下来，纪录本身将这些无意识的东西都拼凑起来，它就成了整个社会风貌的一个缩影，那就有意义的了。

幽默的讲述方式是我本身就很欣赏的，电影一开始就比较沉重，又是生病啊，又是寻爱啊，如果一路沿着这个调子走其实意义不大。人们有时候看悲剧哭，并不是真的被你感动到，而是因为你展现了血淋淋的事实，比如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地震后的惨状，哭可能就是一种本能的生理反映。但新闻是新闻，艺术是艺术，艺术如果如此叙事就会显得不够高级，高级的叙事在我看来应该是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的，人生本来就是五味杂陈的。

澎湃新闻：从片头到片尾，盛男其实和戴着小铁锅的疯子和解了，这是否也是在展示她内心的某种和解？

滕丛丛：有些观众看完点映说为什么《上青云》中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但我们想表达的仅仅是男人、女人都是人，是人就都有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疯子其实是个非常自由的角色，他同电影中那位著名的画家老李很像，老李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名利双收之后归隐山林，而且岁数也大了，有资历也有资本，所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也不会，起码不会当面指摘他。疯子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因为他疯，大家不会用社会世俗道德和规范来约束他；也因为他疯，他也不会真的在意大家究竟如何看待自己。他们俩各自的那种洒脱，都是盛男内心欲望的投射：她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无法摆脱不被别人的看法所左右的人生状态；她没有取得世俗意义的成功，可以像李老一样不论怎么折腾都可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谅解。这两种自由都是她渴望的，却又都得不到。

澎湃新闻：此次《上青云》的主创基本都是次担纲自己的职守，大家合作的状态如何？

滕丛丛：大姚（监制）、顿河（制片）包括我这回都是次，当然他们两在业内已经很有经验了，但我觉得他们都是特别赤诚的人，大家在一起做事都是想让让这个片子变得更好，哪怕会有些争论，但出发点都非常干净。可能我们经验上有所缺失，但大家心态都非常好。虽然像摸着石头过河，但每天大家都斗志满满，剧组的工作状态特别纯粹。

澎湃新闻：盛男在片中有着多段爱欲纠结，在剧本创作阶段，在电影拍摄阶段，你同主创间有哪些交流？

滕丛丛：是的，这次在拍摄上的确尺度很大，我们拿去审查的时候当然也做了一些删减，但它依然是中国影史上次在大银幕上展现女性自慰的场面。片场拍摄时，大姚特别担心自己的床戏，见我就问导演、导演，我们该怎么拍啊？那我只能笑而不语，内心OS：我是个新人，连电影都没拍过，何况是床戏？（大笑）所以那场床戏是大家商量着拍的，我在片场也非常羞涩，甚至不敢正视监视器，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过程真挺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