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炭疽邮件、禽流感、SARS及其实验室事故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生物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12月8日至9日，我国和来自英国、美国、日本、泰国、越南、菲律宾、乌干达、阿根廷等国家以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科学院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的50余名生命科学多个领域的学者、生命伦理学家、科技政策专家聚会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国际科学院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主办的生物安全国际研讨会上探讨如何面对日趋严峻的生物安全及生命科学研究的“两用性”问题。



        所谓“两用性”，是指生命科学研究的很多成果既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有可能被用来制造后果极其严重的公共危害。记者从会议主办方获悉，本次研讨会旨在探讨“两用”科学研究的管理机制和建设以科学伦理为核心的文化，寻求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各国生物安全的路径。讨论的议题包括，生命科学研究中的新进展及其“两用”可能性；潜在“两用”研究的监管以及如何形成科学家之间的责任感文化。目前，生物安全问题被赋予了广泛内涵，涉及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的各种事件，包括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实验室事故、生物武器、生物恐怖袭击等，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对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误用、滥用就越有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危害。



        本次研讨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黄力研究员介绍说，近年来，国际许多层次对生物安全问题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讨论，以寻求保障生物安全的措施和手段，但集中讨论生命科学研究的“两用性”问题还是次。人类目前已逐步掌握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病原微生物如病毒的有效方法，以及可通过遗传学方法改变病原微生物性状的方法，使它们的毒性更强或使其具有耐药性。生命科学的这些新突破是否具有潜在被滥用的可能？炭疽邮件等一系列有关生物安全的事件使人们看到，科学家所从事的探索活动有可能被滥用从而对人类自己造成伤害，因此科学家对于维护生物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面对以上问题，一方面，需要逐步制定和完善法律规章制度，让科学研究变得更为规范，在此问题上，应在科学家群体所崇尚的自由探索与监管力度间找到平衡点；另一方面，还要在科学家群体内形成科学的伦理道德与自律意识，使之可以得到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即构筑起“责任感文化”。



        本次会议由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承办，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曹京华、国际科学院组织代表Sergio  Pastran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代表Alexandre  Bartsev出席会议并致辞。研讨会结束后，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结果，将会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相关机构和组织，以促进和推动我国和世界生物安全问题的应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