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项相关研究中，Kurth及其同事利用护士健康研究II的数据观察了偏头痛与心血管事件之间的关联。该研究对很多女护士进行20多年的随访，有17,531例参与者报告在基线时被医生诊断为偏头痛。与无偏头痛的参与者相比，伴有偏头痛的患者心肌梗死、心绞痛或冠状血管再生的风险增加，心血管死亡率也有升高。这些患者的所有这些事件或卒中的复合终点风险较无偏头痛女性相对增加50%，不受年龄的影响。[1]

并不是所有的发现都是新的。例如，偏头痛患者的卒中风险较高早已被证实。卒中风险的这一增加可能是由偏头痛所致，见于约30%的先兆偏头痛（通常先于头痛的局灶性神经系统事件）患者中。偏头痛与缺血性卒中风险增加约2倍和出血性卒中风险增加1.5倍相关。如果伴有其他风险因素如吸烟或服用含雌激素避孕药，该风险会进一步增加。[2]

偏头痛与其他血管结局（包括心肌梗死）之间的关联尚不完全明确，因为研究显示相互矛盾的结果。[3]这些新的数据从而更认为偏头痛是血管性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与疾病活动没有明显的关联，虽然老年人的风险较高，但那时头痛通常已经改善或消失。这项研究没有收集先兆偏头痛患者的信息，因此，不能回答其与卒中风险之间的关联是否限于那些有先兆偏头痛的亚组。此外，由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女性，因此不确定心血管事件风险增高是否也存在于伴有偏头痛的男性患者中。然而，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大脑疾病如何影响心脏？一些证据表明，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或血管反应性异常可能是增加先兆神经系统事件和血管疾病发生风险的病理生理机制。一般而言，偏头痛患者的内皮祖细胞似乎较少，先兆偏头痛患者的内皮炎症标志物较高。[4]目前尚不清楚表型特征如病程或先兆频率是否会改变偏头痛与血管疾病之间的关联，或者是否会受常用偏头痛药物如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的影响[3]。

这项研究结果有几个重要影响。首先，是时候把偏头痛加入到生命早期医疗状况列表中以标志晚期的心血管事件风险。[5]然而，风险的大小不应被过度强调。在个体患者水平中它的影响较小，但在整个人口水平中其非常重要，因为偏头痛是如此普遍。此外，至少在美国，偏头痛的发生率在某些少数民族和低社会经济群体中尤其高，这些人群通常有更多的心血管危险因素。[6,7]

其次，了解偏头痛与其他危险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如何诱发血管风险的也很重要。这在常用药物（已知会导致或被怀疑造成不利血管结局）使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特别令人担心的是，两个风险因素的综合影响可能会导致风险的相乘，而非相加。这一问题在III期偏头痛预防试验（有关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抗体或其受体）中要更加注意，这项研究目前正在进行。[8] CGRP是一种有效的全身血管扩张药物。基于动物研究的结果，有专家指出在长期的CGRP阻滞期间应关注血管事件可能增加的风险。[9]这相当重要，因为偏头痛是一种持续时间很长的疾病。很多患者几十年来都在接受预防性偏头痛治疗。

最后，这项研究结果提出了很多关于治疗的问题。减少先兆或头痛频率或严重程度的治疗能否减少以后生活中的血管风险？

偏头痛患者是否应该接受他汀类药物或阿司匹林治疗？对于有关这些干预手段将有益于偏头痛患者的假设，我们应该谨慎解读，尽管其直观的吸引力。例如，女性健康研究的一项探索性亚组分析表明，有先兆偏头痛的女性服用阿司匹林，实际上增加了其心肌梗死的风险。因此，在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偏头痛与血管性疾病之间潜在关联的机制之前，我们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有必要对治疗进行限制。

目前，偏头痛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冲动“做某事”（超出目前推荐的心脏风险评估和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应该被制止，尤其是当偏头痛是一个人的唯一危险因素时。就像Will Durant已经发现的，“历史教训之一是，什么都不做往往也是一件好事。”本文由专注于提供生物科技服务的齐一生物收集整理